本报见习记者 孟群舒    2006-09-30      09版：新财经周刊

        她是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但她少年坎坷，出生在坦桑尼亚的贫困家庭，离家最近的学校在65公里之外。然而，她毅然选择了读书，最终用知识改变了命运。
　　一年前，她开始研究全球化和城市。她发现：全球化的城市比地方性城市拥有更好的绩效，市民能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不过，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总是牺牲发展较慢的城市，照顾发达的城市。很明显，上海是个幸运儿。
　　几天前，由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APDC）和世界银行联合主办的“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2006年双年度论坛”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一时间，各大金融机构的首脑云集，其中就包括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卢哈蒂尔。
　　傅兰妮是主席台上最优雅的女士，也是世行职位最高的女性。她有着古铜色的皮肤，声音柔和甜美，很有亲和力。在紧凑的时间表中，她接受了《新财经周刊》的独家专访，与记者聊起了全球化、城市和她的人生。
　　全球化，无形的“雕刻”
　　“从所有的指标来看，上海无疑是一个全球化的城市。而全球化的城市往往是国际领先的城市、以全球经济为取向的城市。它们有良好的治理和便捷的公共服务”，傅兰妮微笑着说。她在研究了全球400多个重要城市之后，得出上述结论。
　　一年多时间以来，傅兰妮一直在从事全球化和城市的研究。其实这并非她的本职工作，但她深深感觉到自己对这项研究的兴趣，以及研究的巨大意义。她利用每天晚上和周末时间，废寝忘食地研究着两个最重要的事物：城市、全球化。
　　城市与傅兰妮总有一股不解之缘，她从小就对城市着迷。而全球化，则像是一台动力澎湃的发动机，机遇和竞争就是它的双料引擎。它们改变了全球各地的公司，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而且越来越多地作用于人们居住的城市。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城市产生了奇妙的变化：历史上作为人们聚居、交易而形成的城市，如今它们却变成了相互竞争的对手，大家都在拼命吸引投资，吸引游客……于是，有的城市在新的环境中兴旺发达，有的城市则停滞不前，甚至萧条没落。是什么让一个城市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全球化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吸引着傅兰妮。
　　在研究中，她很快有了发现：一个国家内部的城市比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比如说，一个国家在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差异会很明显。对沿海城市而言，它们卷入了各种全球的流动。外商开始投资，外国或外地的公司开始落户，雇员们搬到这座城市，外地来此出差的人员也开始增加。由于大量公司的进入，银行、金融、会计、法律服务和广告业开始兴旺。
　　傅兰妮分析说：“在跨国公司的选址过程中，他们要求城市的政府高效运作，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便利的生活设施，良好的治安，而且还要有支持性的机构，比如交通、教育、医疗保健。于是，这对城市的管理者形成了压力，或者说动力。除非管理者不响应，否则，政府会行动起来，为了吸引更多的公司入住改善治理，为了满足公司和雇员的需要去制定良好的政策。”这一推论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得到了大量事实的检验：全球化的城市都比地方性城市绩效更好。
　　“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绩效差的城市将缺乏改善地方治理的积极性。不可否认的是，同样有一些治理得很好的地方性的城市，也有治理得很糟糕的全球化城市。我的结论是：城市治理和全球化，两者共同推动了城市绩效的改善。”她还发现，全球化和治理之间能相互促进，竞争压力迫使城市改善治理，而良好的治理让城市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两者是积极的互动。
　　全球化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无声无息地雕刻着城市和每个人的生活。
　　研究上海10多年
　　在傅兰妮心目中，最理想的城市是怎样的？听到这个问题，她笑容绽放，回答说：这个问题太难了，因为取决于每个人的喜好，难以用一个标准来描述。或许少不了唐人街的中餐馆！随后，她抬头望了望天花板，略微想了想，接着说：以我的标准看，应该有几个特点：一，能够让居民获得良好的生活质量，有机会获得工作，有途径去娱乐、享受生活，还有机会发展自己。二，这是一个跨国公司喜欢落户的地方。三，居民有机会参与公共决策。
　　作为世界银行的首脑，傅兰妮到过很多城市。为了做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她接触到更多的城市。她告诉记者，全世界有三个她最喜欢的城市。第一个是不丹王国的首都廷布，那里朴实而又宁静，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两三层的小楼。人们穿着棕红色的长袍、绣花皮靴、鹅黄的丝缎裙，过着传统的生活。第二个城市是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那是海的天堂，城市里种植着椰树和棕榈树，最令人羡慕的是，那里特别热闹，百姓们尽情娱乐，享受着生活。第三个要数上海了。“我很多次到上海，总有很多感触。特别是把上海作为案例研究之后，我对上海融入了更多的个人感情。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20多年来发生在它身上的奇迹，让我深深喜爱它。”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不管是否情愿，全球化的进程似乎总是牺牲发展较慢的城市，而照顾发达的城市。很明显，上海是个幸运儿。”傅兰妮把上海看作是东方最耀眼的明珠，这归功于政府的努力，也离不开全球化的影响。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每年有那么多旅游者来到上海；这里举办着各种全球性活动，不仅与本地居民有关，也吸引了全球的客人。由于电话、移动通信、因特网的普及，使得上海与世界各地保持着良好的连通性；同时，上海与国外的往来十分密切，不论是外商投资额、还是商品、服务的出口量，以及跨国公司的数量，上海的表现都很好。”
　　在傅兰妮看来，城市应该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因此，城市的终极目标是提高绩效，也就是市民获取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包括供水、污水处理、电力供应、电信服务、交通等等与市民息息相关的服务。全球化为上海带来了很多外国公司和外国人，他们如此偏爱上海，说明这里的绩效水平相当不错。此前，有一种理论认为，大城市往往是杂乱无章、难以治理的。因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带来了挑战，比如排水、供水、供电和电话服务。然而，傅兰妮在研究中发现，城市治理存在着U型曲线。
　　“当我们把小型、中型、大型和特大型城市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公共服务，我们观察到U形的曲线。事实上，较小的城市和较大的城市运行绩效差不多，然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城市却不如它们。”傅兰妮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型城市的管理不如小型城市那么经济，也享受不到大型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所以它是不稳定的。要么因为改善治理而吸引到更多的居民、投资和机会；要么因为绩效变差，而缩小为小城市。
　　傅兰妮研究了十多年来上海的变化，她告诉记者：上海在十多年前经历了大规模更新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阶段，绩效大幅提高。虽然城市人口多、规模大，但政府通过分区，让各区都有了商业设施，方便了百姓，我称之为：大城市的小村落。通过地铁的修建，让城市的交通进一步改善。
　　老师是最爱的职业
　　傅兰妮喜欢研究城市，她陶醉在不同国家风格迥异的城市中。这或许与她的少年经历有关。因为对出身贫困的人来说，城市是他们寻找新机遇、追求幸福生活的地方。
　　她出生在坦桑尼亚，等待这个新生儿的是一贫如洗的父母。而四周的邻居也是一样，都在承受着贫困的煎熬。在她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饿肚子是家常便饭，小孩每年只有一双鞋子穿。落后的环境，贫困的家境，并没有消磨她的意志，她并没有放弃梦想，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敏锐地意识到，要改变命运，就一定要学知识，有文化。
　　优秀需要苦难，苦难塑造了傅兰妮。她去上学，可最近的学校也有65公里远。然而，为了心中的理想，她依然用坚强的毅力坚持读书。十几个春秋一晃而过，她从小学走到了大学，终于摆脱了贫困、学有所成。她来到坦桑尼亚的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机械系担任教师。随后，她以优异的成绩申请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的机会，这个机会改变了她的命运。在麻省理工学院，她获得了交通硕士学位、基础设施系博士学位，并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研究与教育中心和城市规划系。从那时起，她与城市结缘了。
　　1992年，她作为交通经济学专家进入世界银行。世行不久就发现，这位交通专家除了懂得架桥铺路，还善于与人沟通，她那温和的嗓音、善解人意的心能够迅速在心灵之间架起桥梁。因此，她逐渐参与到世界银行的管理工作中，担任行长办公室主任，负责监督、指导员工工作。2001年圣诞节前，她顺利地成为主管世界银行学院的副行长。
　　世界银行学院活跃在149个国家，目标是在经济政策、良政治理、监管、金融、人力开发等诸多领域提供培训课程和政策咨询，通过知识的传播，减少贫困，同时也为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提供技能开发培训。在傅兰妮看来，对偏远地区贫困人口的培训很有意义。这是她一生中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她告诉记者，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特别是终身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在傅兰妮的领导之下，世界银行学院正在开展一系列相关项目。她希望把世界银行学院打造成有开创性的部门，能够成为知识和学习的驱动力量。
　　分管银行学院，这与傅兰妮的兴趣分不开。因为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如果让我二选一，要么当老师，教书育人，要么在世界银行做职业经理人，我想两样我都要选。教书是一生的最爱，因为我无法忘记我求学时对老师的喜爱，我希望亲身传授知识给学生，也喜欢学生的年轻，有活力，我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启发。同时，在世界银行学院的工作非常吸引人，在这里，我的工作是直接帮助贫困人口，我能够更快地帮助低收入者，让世界减少贫困，这是件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事情。”
　　由于工作原因，傅兰妮与家人住在不同的城市，她住在世界银行总部所在地华盛顿，而她的小家庭在蒙特利尔。每隔一段时间，这位忙碌的母亲才能见一次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而且每次相见都需要开五个小时的车。“和我的童年相比，孩子们的生活质量简直太好了。”
　　虽然傅兰妮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但是她做出了选择，就不会遗憾。减贫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关键词，她要给更多的贫困孩子带去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