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曹巧波；摄影：胡劲波）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及其所代表的多彩文化像清晨的迷雾，在晨曦的照耀下，朦胧而富于想象，飘渺而难以细品。5月16日、17日，武汉大学教授赵林，致力于西方哲学与宗教研究的武大名师，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数百名学员、校友分享了他的渊博学识。教授的条分缕析之下，古代西方文明如雨后黄山浮现在大家面前，清晰中见惊叹，巍峨中现感慨。（以下为赵教授讲课节录，未经本人审核）

爱琴文明与希腊神话传说
　　根据考古发现，希腊文化肇始于克里特岛，更早则可以追溯至埃及。

　　公元前26世纪前后，在克里特岛中央出现了米诺斯文明。《荷马史诗》中，对克里特岛赞扬有加：“有一个地方名叫克里特，在葡萄紫的海水中央，地方美好肥沃，四周被水环绕，那里的居民，多得数都数不清，有九十个城镇，不同语言的种族都杂居在一起……”这个岛也被称之为欧洲文明之链的第一环节。

　　公元前15世纪，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得灿烂的米诺斯王国迅速衰亡，克里特的许多居民点几乎同时被焚烧殆尽，克里特文明如同它的出现一样神奇地消失了。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发现米诺斯王宫遗址，并且发掘出1600多块刻有克里特铭文的泥板，根据时代分为A、B两个系统。经过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不懈努力， B系线形文字在1952年被破译。
　　就在克里特文明衰落的同时或稍早，在希腊本土出现了另一个新兴的文明形态——迈锡尼文明，并在公元前16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地区的文明中心。
　　迈锡尼文明是由一支来自北方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阿卡亚人(Achaean)所建，他们就是最初的希腊人。因此迈锡尼文明实际上是希腊大陆文化与克里特文明相融合的结果。

　　迈锡尼文明因为修建一种规模宏伟的巨石城堡和狮子门而著称，它的出现反映了迈锡尼人防御外敌的需要和炫耀武功的心理。

　　作为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阿卡亚人已经开始崇拜宙斯和奥林匹斯诸神，这些作为征服者的神明显不同于爱琴海世界从事生产活动的神，他们主要只做两件事情：战斗和享乐。那些传说中的阿卡亚英雄和国王们，如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奥德修等，则成为荷马史诗和“系统叙事诗”中的主人公。
　　到了公元前12世纪，一支来自于北方的更野蛮的印欧语系游牧入侵者多利亚人(Dorian)冲入了希腊半岛，摧毁了迈锡尼文明，并且使爱琴海地区陷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通常也被称为“英雄时代”，因为荷马史诗和其他一些英雄传说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公元前8世纪，一个新兴的希腊城邦文明崛起于爱琴海世界。因而，“黑暗时代”也构成了爱琴文明与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过渡。
　　与文明演进相伴随的则是希腊的神话传说。人类日渐发达的哲学体系、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也可能让我们迷失了很多本真，困惑于抽象的概念世界。在古希腊，没有哲学和科学，就像是人类的孩提时代，大家生活在感性的世界，丰富多彩、天真烂漫。所以，那里的神都具有健康、唯美的肉体，诸如维纳斯、波塞冬、雅典娜。
现实中，希腊人天生就满足于小国寡民，缺乏建立帝国的雄心，由此养成了自由自在的分离主义生活：我不想统治你，也不想被你统治。与此对应的就是希腊神话的多神教。在希腊，每个城邦都有自己最伟大的守护神。比如雅典的雅典娜，斯巴达的宙斯，底比斯的阿波罗。

雅典卫城广场上的雅典娜塑像

　　阿卡亚人在南下之前，曾在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和色萨利等地滞留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里正是诸神所在之地——奥利匹斯山。

　　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把希腊诸神和英雄有机联系起来，并开始烘托出“命运”主题。

　　首先，希腊神话的神谱不仅仅是神的家族史，同时也反映了希腊人的宇宙生成观和自然观，神的衍生和交替也就是自然过程的发生和演进：从最原始的神卡俄斯（Chaos,混沌）到奥林匹斯主神宙斯(Zeus,雷电之神），绝大多数神都象征着某种自然现象。到了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中，神又超越了自然性而获得了社会性，产生了诸如战争之神、商业之神以及正义女神、美惠女神和命运女神等代表社会现象的神祇。
　　其次，以神秘的“命运”作为神系延续和发展的契机是希腊神话的一个基本特征：希腊神王的更迭是通过一种自我否定的暴力方式实现的：老一辈的神王生下儿子并囚禁或吞食他们，幸免于难的儿子在母亲的支持下起来反抗父亲并取代他的权威。这种维持神系更新和发展的自我否定机制使希腊神话表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进化思想，而在背后决定着诸神的兴衰泰否的，就是那个不出场的“命运”。

希腊城邦，文明之光
　　公元前8世纪，多利亚人入侵浪潮所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平息，腓尼基字母的传入使得希腊人重新走出了由于B系线形文字的失传而坠入的“黑暗时代”，一个生机勃勃的城邦社会开始崛起。

　　黑暗时代的末期，一批新兴的城市国家——城邦（Polis）开始取代建立在氏族和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野蛮的军事民主制逐渐让位于以成文法律为基本规范的文明社会。
　　从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的二百年间，由于希腊人的商业发展和殖民活动，在从拜占庭、小亚细亚一直到高卢海岸和西班牙南部的广大地区，城邦国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这种微型的政治、经济、文化统一体为希腊人提供了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和生活安全感。分离主义的政治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生活信念构成了希腊城邦社会的重要特征。
　　公民（Polites)作为城邦的组建者，既承担着保卫城邦安全和服从城邦法律的义务，也享有治理城邦事务（议事、审判等）的权利。这种相称的权利和义务使得公民既是城邦的统治者又是城邦的被统治者，换言之，“公民是自己的主人”。这种“主权在民”的政治状况，再加上城邦规模狭小的自然条件，使得一些希腊城邦出现了直接民主制度。
　　在希腊半岛，斯巴达和雅典犹如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双子星座，各自闪耀。
　　斯巴达城邦由作为征服者而进入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多利亚人所建立，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始终面对着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平息当地土著的反抗。这种枕戈而卧的防范心理导致了斯巴达人在政治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极端保守性。
　　巴达的男性公民只有一种身分，那就是战士；而斯巴达的妇女们，恰如她们自己所言，是世界上“唯一生养战士的女人”。正是由于斯巴达人对荣誉的珍视和对法律的绝对服从，使得斯巴达成为全希腊最强大的城邦。
　　但，毋庸置疑的是斯巴达在政制方面德保守落后，在文化方面的粗鄙愚钝。美国著名学者、《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特曾评价说，“时至今日，在这个仅有少许残留的废墟中，几乎很难看到一个雕像残躯或倾倒的石柱来证明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荒芜残败的斯巴达遗址

　　与保守的斯巴达相反，雅典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城邦。地处阿提卡半岛的雅典未被多利亚人入侵，其城邦社会是由雅典土著建立起来的。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尤其是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公元前461—前429年），雅典成为全希腊效法的楷模。

保留至今的雅典卫城

　　在著名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伯里克利概括了雅典的精神：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深使我们心悦诚服。……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希腊时代的泛宗教活动，最著名的就是四年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奥运会始于公元前776年，它不仅展示人类肉体，更是为了祭神。而对于大部分下层百姓而言，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就是一年一度的酒神节狂欢。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仪式几乎流行于希腊的所有城邦。从这种情感宣泄的净化与升华中，产生了古希腊最美丽的艺术形式——悲剧和喜剧。

帕特农神庙（局部）

　　希腊悲剧与近代悲剧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在于：它淡化善与恶的对立，在剧中激烈冲突的也不是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自由意志，而是自由意志与潜藏在它背后的决定论。悲剧中的这种神秘的东西(命运)，后来在希腊哲学中发展为支配世界万物的“逻各斯”或规律。希腊悲剧通过激起人们内心的怜悯和恐惧而导致情绪的净化和升华，从而使人体验到一种崇高的美感。著名的代表作包括《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俄狄浦斯王》等。而我国在某些阶段过于强调无神论，对民族精神是一种戕害。
　　希腊悲剧具有童稚般的深刻，也是朦胧的深刻。如同人类本身，儿童的观点和看法可能更加接近世界的本真。记得在希腊访问时，一位母亲让５岁的孩子赶紧吃饭，孩子回答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要吃饭？这和《庄子•秋水》中的著名对话如出一辙，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如同悲剧一样，希腊喜剧（comedy)也是起源于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期，悲剧由于具有励志作用而受到城邦政府的大力推崇，喜剧则由于包含着明显的谐谑猥亵成份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最初仅限于乡村表演的粗野闹剧，才被配上了一个合唱队，与悲剧一起在雅典正式的节庆场合公开演出。雅典的喜剧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与解构神圣、讥讽时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腊最杰出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在一些剧作中（如《巴比伦人》、《武士》、《黄蜂》等），对江河日下的雅典民主制进行了无情的针砭。

　　通过悲剧的过渡，希腊神话走向哲学，开始关注不在场的因素。（关于希腊哲学，过于学术，只懂皮毛，无法准确转达，在此略写。）
　　希腊哲学追问的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从早期的水、气、火、原子等近似科学探求的解答，到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等，哲学走向形而上。其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经过不断的哲学探讨，我们是更加接近世界本质了？还是误入了概念的世界？或许在不断走向深刻的同时，也逐渐走向了遗忘。或许可以这么形容，人类的理性就像杯子那么大，而世界的本质宛如汪洋大海般广阔深邃。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保守派贵族以煽动青年、污辱雅典神的罪名当众受审，处以死刑。他曾说，对哲学家来说，死是最后的自我实现。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真正知识的门。灵魂从肉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终于实现了光明的天国的视觉境界。“苏格拉底之死”成为了西方的原罪，并成为基督教的源头之一。

基督教的兴起
　　公元前14世纪开始，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迁徙至现以色列地区。民族的苦难造成他们两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罪孽感、选民意识。根据旧约，亚伯拉罕和摩西代表犹太人与上帝订约，这也是人与人契约的基础。
　　和希腊神话相反，耶稣以弱者的姿态出现，他软弱、无力、痛苦。这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吊诡和辩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向死而生，死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是基督教最具魅力的地方。而十字架正是发生交换的地方，全人类的罪与耶稣带来的福音相互交换。
　　公元42年左右，彼得和保罗相继到达罗马，开始传教。此后200多年间，受尽迫害，也广泛传播至下层百姓中。期间，罗马不断衰弱，而基督教日盛。公元313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基督教得到解放，随后召开第一次全会，即尼西亚公会议。
　　公元5世纪，北方日耳曼入侵，西罗马瓦解。教会开始分裂，东派为希腊正教，演变为东正教；西牌为罗马公教，即此后的天主教。
　　在中世纪封建社会，超越了政主教从的界限，基督教一度操控了整个西方世俗世界。但是，随着基督教内部本身的腐败、普遍的虚伪和大学的兴起，宗教改革于16世纪兴起，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崛起。

　　在沙龙最后，赵林教授就基督教教堂的风格等问题回答了学员的提问。（编辑：李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