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房剑森（上海市青浦区区委副书记  ）　　　指导教师　夏大慰　　　　　课程　EMBA金融11期A班《商业战略决策：博弈》

　　博弈论就是基于策略互动环境下的理性换位思考，是在寻找“占优策略”（优势策略）过程中努力达到或实现“纳什均衡”。夏大慰教授通俗地说，“给定你所做的，我所做的是最好的；给定我所做的，你所做的是最好的。”博弈论能够广泛地适用于企业、学校、部队和政府等领域，与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只要有利益冲突的地方，就会有“困境”，也就需要博弈论思想。这里，试用博弈论的有关思想，对“政府不作为”现象作一简析。
　　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都纷纷仿效英美等国，建立起公务员制度，把政府中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称为“公务员”。在我国，“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俗称“吃皇粮的”。有网友说，“我见过有的公务员上班的时候，看报纸、打电脑、洗澡、喝茶水；可以迟到早退；吃拿卡要、月月领着高薪高福利；就算退休了，待遇还是高过普通人一大截。也许这就是公务员热的原因。”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片面，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少数人之所以报考公务员，可能并不是为了承担责任，而是为了不承担责任。
　　从囚徒困境模型来看，公务员在作为（承担责任）和不作为（不承担责任）的选择上，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环境之中。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向”的困境，不受制约的、不承担责任的“不作为”成了大家共同的“纳什均衡”。这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在作祟，是公务员对公权力的犯罪。

　　产生这种反向均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对公务员管理的制度缺陷，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注定要走向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博弈本身就缺乏动力；二是公务员“三定”方案中总是能多不会少、就高不就低，导致人浮于事、无所事事的现象经常发生，“三个和尚没有水吃”的故事经常有现实生活版；三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多种现象并生、各种“寻租”行为频发，这是一种官场腐败的表现；四是政府假设的失灵。我们的政府标榜的是“人民（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政府和公务员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这种“无私性假设”，加上“全能性政府”的假设，把政府行为推上了崇高而又缺少监督的地位，干工作全靠每个人的自觉行为。实践证明，这种假设是非理性的。
　　打破这种反向均衡的办法，就是要从“乱作为是腐败、不作为也是腐败”的高度，从体制、机制和管理方面入手，实现从不作为到有作为的转变。具体地：
　　加强制度规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已经日益处在信息社会，这就需要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比如，在一个熟人社会，一个人做了坏事，在一定的范围内很快就会被人知道，而且会影响他的将来声誉，因此，他做坏事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但当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人口流动频繁而又相互陌生，一个人做了坏事很容易躲避隐藏，造成违法成本低而执法成本高。所以需要“阳光透明”的政府服务，通过信息化和网络媒体的发展，借助社会舆论监督等手段，加上必要的监督管理、述职考核和举报等方式，让“不作为”成为一种公开的、可耻的行为，努力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法制政府和服务政府。
完善评价机制，让“集体无意识”失去生存的土壤。目前公务员管理的体制机制是“吃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样的评价机制严重影响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甚至不干的还在说干活的（闲则生非、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不干事的永远不会犯错误，干事的不仅很辛苦、而且或多或少会有错误。这种现象已经是见多不怪、见怪不怪了，成为了集体无意识。“铁篱笆”是欧洲重大的社会进步，从“公共地悲剧”和“外部不经济”现象来看，需要对公务员的工作职责有清晰的界定（这就像明晰产权一样），让每个公务员对自己的工作边界、工作责任、工作成就有明确认定，从而实现职、权、利、责的一致和政府工作的个人（识别）化，形成干多干少不一样、干与不干不一样的评价激励机制。
　　推进权力制约，让“积极有为”成为公务员的共识。博弈需要明确的规则（游戏规则或社会规范）。一个好的制度规范，可以让坏人不敢干坏事，甚至可以让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规范，则可能会让好人也要干坏事，甚至让好人变坏。公务员的不作为是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而公务员的积极有为也需要通过强制措施来养成。例如，公务员管理应该有淘汰机制，但许多地方推行一时的“末位淘汰制”却难以坚持，这是一个由惰性而形成的落后惯性。在博弈论中，通过限制自己的行动来获得竞争优势的做法，被称之为“策略性行为”。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说过，“一种策略性行为就是某人通过影响其他人对自己行为的预期，来促使其他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是某人通过限制自己的行为来限制其对局者的选择。”说到底，限制自己的自由，是为了使自己更加自由。“人无压力轻飘飘”，公务员必须引进淘汰机制，才可能使在其中的人有压力、动力和活力。
　　促进团队合作，让知识工作者成为自我激励的主体。博弈论最终追求的是社会的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竞争；或者说，未来的社会不是为了竞争而竞争，而是为了合作而竞争。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中的竞争性合作与合作性竞争。夏大慰教授用交通问题举例说明，“大家都超速，则超速是好的选择；大家都限速，则限速是好的选择”。说的就是，在选择超速还是限速问题上，通过合作与协调的方式，按照通行的交通规则，则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借鉴这种分析方法，从下图可知，随着不作为者的得益下降和作为者的得益上升，选择作为者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就是为自己未来的遭遇着想”，所以利己者首先要利他。公务员是以知识为工作手段、以人为工作对象的职业群体，是知识工作者，因此成就动机和自我激励也是一种重要的、化被动为主动的工作方法。

　　实现文化融合，让博弈思维成为一种实践自觉。博弈论的运用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西方法治社会，一切按照契约的理论来推动实践，从而实现集体效益的最大化；而在中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但组合起来的整体效果却很差。我们知道，好名声是累积起来的，坏名声也是累积起来的。国外高校在录取学生时，非常重视教授写的推荐信。所以中国学生申请时，总会找教授推荐。起初，如果中国教授写的推荐意见很好，会增加录取的可能性。但慢慢地，中国教授写的推荐意见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没有严格把关，所写意见与实际不符，累积了一个坏声誉。中国政府官员的官声不太好，主要原因是讲“假、大、空”的话太多，无法取信于民，因此必须改变“不作为”的政府形象，努力塑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良好形象。博弈论要求我们，做人做事要有“大格局”，要有战略思维。大方向不对，努力越大，偏离目标的差距越大；大格局不对，再怎么努力、即使局部胜利，也会输掉整个战局。博弈论中有一个“逆向归纳法”，它是一种向前展望、向后推理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对未来有了清晰可见的蓝图、再倒过规划今后的工作方向，可以广泛地运用到人生规划当中。
　　总之，博弈论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有自身的知识范式和规律；博弈论也是一门艺术，因为它总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强调，“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了解”。我们学习和实践博弈论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编辑：李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