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根据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的定义，综合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向财务资本提供者解释机构如何持续创造价值。综合报告将使所有关注机构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利益相关者受益，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业务伙伴、当地社区、立法机构、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综合报告包含 8 大内容元素，例如商业模式、风险和机遇、战略和资源配置、治理等。2013年年底，IIRC正式发布了《国际综合报告框架》。中文版也已于近期推出。

7月11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联合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特别邀请到哈佛大学商学院Robert G Eccles教授就综合报告的演进、原则、要素及其在中国的前景展开分享。Eccles教授于1979年加入哈佛商学院，并在十年后获得终身教职。最近25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改变公司对外报告的方式。Eccles教授现任IIRC指导委员会成员，并曾任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首任主席。

以下为演讲摘录，未经嘉宾本人审核。

我的中国之行，就是希望综合报告能在中国广为接纳。

据2013年ACCA的一份报告显示，每年，全球的农业和加工产业约7.3万亿美元的成本没有在会计上得到体现，这些成本主要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水和土地的使用。传统的会计报表没有捕捉到这些潜在成本。综合报告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不仅限于此。

综合报告始于实践，而且它的历史并不长。世界领先的糖尿病医药制品企业——丹麦诺和诺德（Novo Nordisk）最早于2000年发布了《2002年诺和集团环境与社会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巴西的化妆品公司——纳特拉（Natura）也早在其年报中采用了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指南。

在两个相距甚远的国家，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他们基本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但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综合报告。其背后的概念、逻辑是一样的。这说明，现在的公司日益认识到自身对环境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考虑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所以，综合报告是一种沟通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自愿性的纪律，它约束公司以更全面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

逐渐地，综合报告在更多的企业界得到推广。2008年，高居《财富》500强第39名的联合技术公司（UTC）成为美国第一家发布综合报告的公司。2010年，南非约翰内斯堡证交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发布综合报告，此为全球首创。今年4月份，欧洲议会要求雇员500人以上的约6000家企业发布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方面的政策、风险及其结果。所以，综合报告是大势所趋。中国如果要成为综合报告领域的领导者，必须有更大的推力。

让我们来回顾历史，美国大萧条后，相继颁发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立了信息披露制度，才有了财务报告。而此前，商界大多视之为内部机密，概不外泄，而会计界也大都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会计标准，因为这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我们现在就要制定类似的标准，形成类似的机制，比如综合报告。

2013年12月，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通过并发布了综合报告框架。框架指出，综合报告的基本概念中包括六类资本：财务资本、制造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与关系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企业需要综合考虑涵盖所有流程的价值创造。企业应该以原则为导向来编制综合报告。根据框架，综合报告有七项指导原则：注重战略和面向未来、信息连通性、利益相关者关系、重要性、简练、可靠性和完整性、一致性和可比性。其中，信息的关联性很重要。相比财报加社会责任报告这种拼拼凑凑的模式，综合报告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信息的关联性：比如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联系、六类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比如在SAP公司的综合报告中，就非常详尽地阐明了11个重大信息之间的关联性。

依据框架，综合报告还有八大内容元素：机构概述和外部环境、治理、商业模式、风险和机遇、战略和资源分配、绩效、前景展望、及列报基础。

类似的，我们也于2011年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来推动综合报告，这就是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我是首任主席。我们计划制定包括医疗卫生、金融、通信、不可再生能源、交通、服务、能源转换、消费、可再生能源及其回收利用、基础设施等十个行业在内的非财务数据衡量及报告标准，时间为2013年7月至2016年3月。SASB现任主席是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先生。

有人会关心，这些标准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地区或者非英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我觉得，相比国别，行业的影响更大。当然，不同的文化和监管环境下会有所差异。

此前，我的第一本著作《统一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整合报告体系》已经翻译成中文。今年11月，我又将出版一本书，《综合报告运动：意义、趋势、动力以及重要性原则》（TheIntegrated Reporting Movement:Meaning, Momentum, Motives, and Materiality）。其中有几个关键点包括：重要性原则、关键使用者、可持续价值。

所谓重要性是对于合理投资者（reasonable investor）的需求而言的，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最终取决于董事会的判断。比如可口可乐、百事、麦当劳，近十年来，大家越来越关注肥胖率的上升问题，很多人开始担心这些公司的产品是否糖分过高。虽然不是环境污染，但这也是一种负面的外部性，它会带来过高的医疗成本。慢慢地，理性的投资者也会加入到关注这些信息的行列中来。

安永在2014年的一份调查也凸显了重要性原则在机构投资者眼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能够从公司直接获取重要信息，而非通过第三方渠道。一些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之所以被投资者忽视，正是因为不具备这点。

而公司董事会在决定重要性方面具有最终责任，他们决定哪些资本提供者更重要、决定哪些股票持有者更重要、确定报告的时间表。在美国，惯常的想法是认为董事会必须把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真履行信托责任。但这并不是真的，也不一定是对的。至少法律没有这么规定。有研究显示，董事会必须代表公司作为一个法律实体的利益，综合考虑包括股东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在履行这一责任方面，我认为有三条途径：发布关键利益相关者和重要性报告（Statement of Significant Audiences and Materiality，SSAM），这需要有一个取舍，有些利益相关方可能被排除在外；支持年度可持续价值矩阵，这是一个分别以公司重要性和社会重要性为坐标的矩阵（见下图），该工具可以帮助企业准备年度综合报告。

此次中国之行，我也有很多疑问，比如中国是否应该以及能否成为综合报告领袖？如果是，该如何实现？SSAM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公司也需要发展一个可持续价值矩阵吗？SASB的行业标准是否适用于中国？如果适用，又该如何付诸实践？

论坛结束后，视野对Eccles教授进行了专访：

视野：综合报告（IR）的核心理念是？

Eccles教授：IR的核心就是长期的价值创造，考虑对人力、自然等六种资本的使用。综合报告也是推进整合思维的一种方法。

视野：IR可以完全替代现有财务报告吗？你说IR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或者就是你说的5-10年。此外，它会增加多大比例的成本？

Eccles教授：IR的目的不是要取代目前的财务报告，两者是共存的。IR是自愿的，是一种沟通方式。

如果公司治理完善，IR里面的很多信息是现成的，所以增加的成本很小。再比如SAP公司的做法，通过自己的网站发布综合报告，甚至不需要打印成纸质的版本。

视野：财务报告的出发点是信息披露，是保护投资者。IR的出发点是可持续发展，更为长远，也就离一般的投资者更远。如你所说，这里涉及到市场和监管的博弈。就纯理论而言，IR是否无懈可击？如若不然，它还存有哪些争议？

Eccles教授：IR的主要受众还是投资者，就这点来说，和财务报告是一样的。

从理论上说，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IR也不是，更何况它才发展了十几年。我们还处在早期阶段，存在一些问题是必然的。

视野：如何合理有效地审计IR？对于外部审计而言，会演变成社会调查，社会影响更大，更难以预料。那么，这里还引出另一个问题，IR的边界在哪里？

Eccles教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IR需要综合的审计意见，但现在很多非财务信息的审计标准仍然缺失。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比如对飞利浦综合报告的审计报告就已经非常全面了，接近100%的综合审计。这方面，欧洲做得更好一些。

IR的边界取决于公司的判断，它可以侧重于提供给某一利益相关方的信息，比如供应商、比如客户、比如投资者等等。IR的框架本身比较宽泛，我们有意避免去严格规定公司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视野：在现实世界，实施IR的典范企业有哪些？他们的动力何在？

Eccles教授：诺和诺德、飞利浦、SAP等等，它们都做得很好。这些做法来自CEO或者董事会的承诺，他们意识到，公司如果要有长远的价值创造，需要有可持续的战略，需要通过IR来和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

视野：南非强制实施IR的成效如何？相比欧美相对温和的做法，哪个更合理？

Eccles教授：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因为欧洲的立法刚刚通过，所以你不知道它的实际效果如何。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比分析了100多份公司自发公布的综合报告和24家南非上市公司的综合报告。我们发现，自发的报告，虽然是在2013年12月综合报告框架发布之前发布的，但质量还不错，也就是说靠着公司的自觉和本能，它能领悟到综合报告的精神。而24家南非公司的综合报告质量，相对更好。我不认为这种更好是因为交易所强制要求，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是第二次做，有了经验。所以，综合报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视野：中国的实施前景如何？因为，这里需要解决的是更加基本的规范市场的问题。而且，国企本身的地位比较强大。

Eccles教授：正如我的意见所说，我认为最终中国一定会普遍地采用综合报告。但中国很大、很复杂。

为什么我一直对中国抱有如此大的兴趣？这么说吧。我能很清晰地看到欧洲的趋势，因为它是监管推动，可预测性比较强。美国呢，更多的是靠市场自愿。中国则是两条路都可能走，或者领先，或者落后，不确定很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乐于接受一些新的概念和理念，而且大公司大行业的示范效果很大，我觉得它会有更大的进展。

视野：您接受的是数学、社会学教育，是什么促使你转向综合报告？

Eccles教授：在哈佛商学院工作时，包括后来自己做咨询公司，我跟投资者、上市公司高层都有很多接触，感觉大家对于非财务信息越来越关注了。当时头脑中有一个大概的想法，类似于综合报告这样的，但不是很确定。有人就跟我说，已经有公司在做了，就是诺和诺德。所以，我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是通过发现一些实践工作中的点滴，逐渐积累，并就此归纳总结成理论。到现在，我研究综合报告已经25年了。

综合报告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哈佛大学商学院Robert G Eccles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