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翠莲）日前，以“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与展望”为主题的第十三届SNAI－ASU企业家高层论坛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贾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中如何运用制度和技术实现经济转型》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对接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全局，意义重大。贾康表示，未来需完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在引领新常态中打造新动力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这体现着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方面的新思维，合乎逻辑地指向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重要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科学决策的支撑。”贾康表示。

贾康首先解释了需求与供给的基本概念。他说，需求与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的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调控的“技术路线”，可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总量型，指标单一可通约，以抽紧或放松银根的‘反周期操作’为基本方式。”

贾康表示，从理论上来说，供给侧改革和美国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供给学派最主要的政策主张是减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潜力和活力，视野较窄。而我们要做的是面向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格局宏大。”他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但“实践已经走到理论前面”，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跳出主流经济学的框框，采用了对不同金融机构和企业实体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措施。

从基本原理上看，贾康认为，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划分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发生在供给侧。

贾康认为，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这就是供给侧的五大要素。“从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前三个要素曾经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但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明显滑坡。我们现在关注的‘全要素生产率’聚焦后面两项: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制度改革红利。”贾康坦言，解决这两个问题很难。在今年3月份的博鳌论坛上，他还曾就优化学术环境问题向总理建言。

贾康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包括制度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他说，新供给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是强调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期，“攻坚克难”地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创新供给和结构优化，衔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与“中国梦”。

贾康表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实为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以“攻坚克难”的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动力机制和体系转型的系统工程。“以改革为统领，以结构优化为着眼点，将引出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的中高速‘升级版’，以动力转型，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达到全面小康之后还能保持后劲和可持续性，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

贾康说，“新常态”其“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为处理好新阶段上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十分需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

贾康还表示，如果我们在原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搭配，转入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搭配之后，坚持有所区别地对待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包括制度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贾康说，总之，在中国的调控实践中，针对客观需要并结合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学理论及政府实践的反思，应当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并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

贾康表示，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包括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等等)，呼唤着实质性的供给侧改革创新举措。

对于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释放潜力托举经济质量“升级”式增长，贾康提出了几条主要的政策建议，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通过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供给端的以上举措，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对此，贾康的对应建议包括:“结合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等等。

贾康最后表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

 “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亟需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拓宽道路。”

上海金融报，2016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