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微信公众号 宝强离婚事件的博弈分析

全民娱乐的时代，人们或许会容忍炒作，但一定会越来越难以忍受践踏规则。就算是炒作，也有规则。规则一旦缺失，就人人自危，由彼及此。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是宝宝，代入感越强愤怒就越激烈。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合作程度很高的社会。但这需要更多的规则，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敬畏和遵守规则。

这几天的娱乐头条非宝强离婚事件莫属。这年头干什么都不易，宝强无疑是中国草根华丽转身的杰出代表，从无名小卒到影视明星，他的成功给了“北漂”族乃至无数渴求成功却仍然奋斗在路上的普通人以希望和激励。更重要的是，从早期的“傻根”形象到后期塑造的一系列鲜活角色，人们发现“傻根”不傻，并且勤奋又聪明。如果说早期宝强是因机缘巧合进入娱乐圈，后期宝强显然是凭借其高超的演技征服观众，再次实现了从影视新人到影视红星的跨越。在观众们的心目里，宝强就是一个没有防备、朴素善良的“老实人”。人们喜欢宝强，或许就是因为宝强深入人心的“傻”劲儿。

人们善良地认为，好人该有好报，老实人应该被善待，所以宝强午夜突然宣布离婚的消息确实让人措手不及。与以往娱乐圈发生类似事件时普罗大众们大多抱以看热闹的心态不同，看客们这次显然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对宝强的怜惜悲悯和不伦男女的指责谩骂成为主流。

纵观此次事件，有三个问题始终萦绕，那就是群众为什么这么怒，宝强为何这么惨，马宋凭啥这么损？仔细想想，群众的怒，男主的惨，女主的损也正是这次事件与以往娱乐狗血新闻不同的地方。作为一名博弈论的爱好者，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聊聊看法。

不管怎样，这次事件中群众们普遍打抱不平的朴素情感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我们真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老实人。群众们出离愤怒，是因为剧情实在是挑战了“三观”，触碰了道德和规则底线。贵圈本来就乱，分分合合再常见不过，小三小四的事情也不足为奇，但是“金莲”式的穷凶极恶、“门庆”式的强取豪夺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了。宝宝还是应该庆幸的，若是碰上了门庆兄，损失的恐怕就不只是钱财了。

想必看客们都知道博弈论里面的“囚徒困境”理论，该模型揭示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时候，看上去是得益了，但实际上集体的福利是最差的，个体的收益也是很小的。“囚徒困境”是研究很多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因为现实中困境现象实在层出不穷。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应试教育，堵塞混乱的交通，路遇不平时的冷眼旁观等等不一而足，无一不与困境有关。甚至有人略显夸张地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互害”模式。

本质上说，“囚徒困境”揭示的是合作的困境，而博弈的核心即是研究合作问题。大到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小到一个组织的管理，团队的管理，其核心都在于通过激励和约束制度提高参与方的合作程度。无论是法律法规、制度规章抑或是道德准则的约束，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困境问题，更好地促进合作。道理很简单，但是如何实现却是路漫漫兮。为什么合作程度低，一方面是因为规则没有建立，另一方面则是规则意识的缺失或者说淡薄。但是遵守规则的老实人永远吃亏，投机取巧的“聪明人”总是占便宜，规则再多也形同虚设，规则意识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的基本思路是要让遵守规则也就是合作程度高的人得到好处，无视规则、践踏规则的人受到惩罚。简单一句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仔细想想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路径呢？十八大以来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就是要让无视党纪国法的人无处藏匿。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的人活得逍遥自在，严以律己、踏实做事、锐意进取的老实人却被视为异类，谁还愿意做老实人呢？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吃喝成风，身边人都吃喝，你想不吃喝太难了；八项规定刚出台的时候，观望气氛仍然浓厚，很多人还固守着旧思维，抱有侥幸心里，而最重要的还是怕被视为异类；而随着八项规定持续强有力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八项规定是“动真格”的并且吃喝越来越少的时候，你若还坚持大吃大喝反倒成了异类。而当守规则的老实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享受清廉社会带来的好处的时候，别人强逼你违反规则大吃大喝恐怕也难了。八项规定的出台是规则的建立，而现在的不愿吃不愿喝不正是规则意识的形成么？

我们并不完美，但是会越来越好。而我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渴求，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其实是对规则的渴求，规则意识也就逐渐树立了。最近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里老虎袭击女游客事件引起震动，各种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本来是一起悲剧，但是大部分报道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怜悯，更多的是对于事件中女子违反规则的指责。不仅指责其太任性，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不负责任。更指责其挑战规则，认为“比老虎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对规则的篾视”。我相信这不是路人的冷漠，而更愿意欣喜地认为或许正是规则意识觉醒的信号。

在规则意识逐渐复苏的今天，国人距离“金莲”和“门庆”的时代又进化了千百年，却还有人如此令人咋舌地践踏道德底线和基本规则，把咱们老百姓喜欢的老实人整得这么惨，不怒才怪。

相对于群众的怒，此次事件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宝强的惨了。看客们肯定对文艺界今天结婚明天离婚很快又结婚早已司空见惯，给别人戴绿帽或者被戴绿帽也谈不上新鲜，但是戴上绿帽还被整得这么惨烈的就很少见了。宝强兄弟，你这是咋整的呢？

被逼到如此境地，除了指责狗男女对规则意识的淡薄外，我还是要很不情愿的说一句：宝强兄弟，走到这一步，恐怕也是你自找的。当然，我不相信你是完美的，更不相信你没有过错，所谓因果报应，毕竟你也是“因”的一部分。说来这次事件我也是看客之一，作为看客的我其实挺可怜的，因为旁观者永远无法得知全貌和真相，所以娱乐新闻中还真难说谁是被娱乐消遣的对象。但是谁让我喜欢你饰演的角色呢？而且我觉得非科班出身的你，如若不是本色出演，这些角色又如何能如此入木三分。这些角色大多老实、耿直，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你。

可是你知道么，自从你走上荧屏，走进观众的心中，你已经注定不再是原来的你。你当然应该继续做个老实人，但是作为喜欢你的观众，更希望你在江湖中走得又稳又好，当然这既包括你的事业，也包括你的家庭。简单说，希望你能“hold”住一切。但是，在家庭这件事情上，你真的没“hold”住。可能你觉得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么，博弈论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合作不会自动发生。你跟你太太结婚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今天，当时一定想要使出洪荒之力，走到天荒地老。可是你并不知道，真的要让合作发生，提高合作程度，惩罚机制是很重要的。

你应该知道，小学生上课时很难集中注意力。所以当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开始讲话时，有经验的老师可能会马上停止讲课，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讲话的学生或者也有的老师直接粉笔头伺候。待到他们停止讲话，老师又恢复正常，继续认真讲课。显然，老师要是放任，以后就越来越难管住了。老师的策略很简单：学生合作，好好听课，我便认真讲；学生不合作，不好好听课，我便不再讲；学生继续合作恢复听课，我便继续认真讲。这便是博弈论里面所讲的“一报还一报”的触发策略。如果学生们都知道老师很严厉，老师也就形成了这样的声誉，并且学生知道老师有惩罚的能力，学生对老师的预期就改变了，这位老师的课堂里学生认真听课的合作程度就很高了。

你和你太太的关系，其实跟这里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挺像的。有人通过你在《爸爸去哪儿》中的表现分析，你在家里的地位确实很弱势。作为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一夜醒来丑小鸭变身白天鹅，找个年轻貌美有学历的女孩子可以帮你光宗耀祖，佐证你的成功，这本无可厚非，甚至应该，但是无原则的宠爱就是你的不对了。走到今天，你发妻如此疯狂的表现，换个角度说，你也有责任啊。我们应该善良，但是无原则的善良还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平时没有纠偏机制，等到她越走越远，就回不了头了。你再怒吼，也于事无补。

可能一般人还真不用考虑这么多，我们都相信爱情，普通人的生活也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在贵圈混，没有点策略还真不行，还是应该“长点儿心”啊。 

如果目前披露的信息基本准确的话，做人到如此地步，纵使看客们心再大，“马宋”二人还是让我们大跌眼镜了。无论如何，“马宋”二人狗男女的帽子是摘不下来了。如此蔑视规则，挑战道德规范，确实少见。偷人又偷钱，再发展下去，宝强该不会落得武大郎般的下场吧。真是不得而知，想想也后怕。三个问题里面，这个问题是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马宋你两位整的是哪出呢？是因为世界末日快来了，准备一起私奔到月球么？

博弈论告诉我们说，在有限重复博弈当中，越是接近博弈结束，博弈双方撕逼不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博弈论里面称之为期末问题。员工要辞职的时候，你再给他分配工作任务，他的工作完成情况通常是很不理想的；大学四年，刚入学的时候都是很乖的，但是毕业时就显得疯狂了，宿管员这时候要求离校前将宿舍打扫干净根本无人理睬；官员越是临近退休，越是容易抱着侥幸心里伸手贪腐，就是所谓的59岁现象，这些都是期末问题的典型表现。马宋走到这步田地，有一点是肯定的，马蓉不想与宝强过了。

想不想在一起过，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咋感觉马宋二人是不想活了呢？贵圈再乱，走得长远恐怕也要靠人品。关于人品的解释很多，不同的角度说法都不同。但是从博弈论角度理解，人品好很大程度上说就是规则意识强，合作程度高。马宋如此表现，不守规则甚至无底线的声誉也同时形成了。马宋坚持与宝强闹掰，博弈结束，但是与社会的博弈还远没有结束。此事件中马宋二人的极品表现付出的是巨大的声誉成本，二人以后在娱乐圈里的博弈该如何继续？要是不能继续，如今世界人民都熟悉他们的模样，混迹于其他各种圈的新博弈又该如何开始？

走到这一步，恐怕马宋准备一起私奔到月球应该是他们如此疯狂表现的唯一合理解释了。

全民娱乐的时代，人们或许会容忍炒作，但一定会越来越难以忍受践踏规则。就算是炒作，也有规则。规则一旦缺失，就人人自危，由彼及此。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是宝宝，代入感越强愤怒就越激烈。文明的社会，一定是合作程度很高的社会。但这需要更多的规则，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敬畏和遵守规则。

▌本文作者：张各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务部主任，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产业组织与规制、博弈论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