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以“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与展望”为主题的第十三届SNAI-ASU企业高层论坛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行。为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和改革形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贾康分别以“经济变化之分析与展望”、“供给侧改革”为题做主旨演讲。

王志雄谈到，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周期调整是由内而外的中周期调整，与之相伴的则是世界经济复苏、国内经济转型这两个长周期调整。他用GDP增长率、OECD领先指标、PMI指数等关键指标做了进一步说明和论证。他说，这一波始于198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四个方面：市场化、单极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此番经济调整过程中，暴露了对应的四个问题：有隐患的单极化，美元的国内货币和国际货币角色难以兼顾；粗放型的全球化，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参数；不充分的市场化，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牵引着世界；两面性的信息化，在经济出现纰漏时会成为一个破坏性的杠杆。原有的增长红利，包括资源、人口、成本、杠杆都不复存在。他认为，国家已经在调整发展战略，包括供给侧和科技引导。当前需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石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的三角关系。

 “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这个后劲需要制度建设、深化改革来达成。依靠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在完成阶段性探底后，中国经济会形成‘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贾康认为，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改革开放之始确定的市场化改革趋势大政方针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他认为，主流经济学理论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但“实践已经走到理论前面”，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跳出主流经济学的框框，采用了对不同金融机构和企业实体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措施。此前，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危机中我国政府的应对也是在供给管理的概念下，需要总结完善的实践经验。从基本原理上看，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划分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发生在供给侧。

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是供给侧的五大要素。“从我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前三个要素曾经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但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明显滑坡。我们现在关注的‘全要素生产率’聚焦后面两项：科技创新第一生产力，制度改革红利。”贾康坦言，解决这两个问题很难。他特别强调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地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理性的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包括制度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支撑条件，并适应了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

他说，新供给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是强调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期，“攻坚克难”地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创新供给和结构优化，衔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

对于优化供给侧环境与机制，释放潜力托举经济质量“升级”式增长，他建议，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通过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些举措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对此，还应“结合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