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孔茜茜）十一月的风已经带着丝丝寒意，清晨的太阳依然灿烂、明媚。经过近三个月的学习，我们的《经济学》课也接近了尾声。本学期的《经济学》课是由王蕾副教授和王琴教授两位老师为我们讲解，王蕾老师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及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加深了我们从宏观视角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与理解；而王琴教授则是从管理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市场的基本规则及市场特征，带我们从经济学视角认识管理尤其是决策问题，认识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策略选择。

一、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

新常态是指不同于过去的、相对稳定的状态。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河南时首次提出、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会议上首次阐述了“新常态”这个概念，强调这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与西方所谓的“新常态”不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非指衰退后复苏的缓慢与艰难，而是指相对于过去的高增长率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有所放缓，中国将更加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提升、能耗与环境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以及增长的可持续性。我国的新常态是重新平衡经济发展的关键过程。

新常态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缓，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新常态下中美综合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数十年的高增长率、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百分点差的缩小以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证明了中国的崛起与经济规模的庞大，但同样的数据也表明，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结构与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因素使得国内生产总值不足以充分体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经济实力。因此，在中国意义的新常态下，对中美综合经济实力对比影响更大的不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牌卫浴赶超，而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的地位能否通过结构调整得到提高。

二、兴起的行为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但大量事实显示，人们在生活中的重重决策行为并不永远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行为经济学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

经济学家层曾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营销实验：两组消费者购买微波炉，一组可选择的有两款：A（$109.99），B（$179.99）；另一组可选择的有三款：A（$109.99），B（$179.99），C（$199.99）。结果发现，在只有两款选择的情形下，43%的消费者选择购买A（$109.99）；在有三款选择的情形下，60%消费者选择购买B（$179.99）。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人们做决策时并非一直是所谓“理性”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实验：假设单位发给每个人一张音乐会的门票，价值500元。可天工不作美，在音乐会那天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导致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暂停使用，但音乐会照常举行。如果要去，只能冒着半小时的暴风雨去音乐厅，请你还会不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如果这张票不是发的，而是你自己排队掏腰包买的，你又会不会去呢？实验结果表明，如果门票是免费得到的，大多数人会选择不去；如果门票是自己买的，很多人会转而选择去。

其实类似的决策在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已经付了钱的自助餐，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等公交已经等了二十分钟要不要继续等？某个项目前期已经投入了500万要不要继续追加投资……人们在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时，不仅是看这件事情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上面有投入。这些已经发生的、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经历等称为沉没成本，而从经济学理论来说，沉没成本不应该称为影响我们决策的因素。

类似的，经济学中还有很多理论，如交易效用偏见、证实性偏见、概率偏见、锚定效应等，阐述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陷入的各种非理性误区。

行为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不是新学，只不过，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它沉寂了几十年。行为经济学开始用人们生活中比比皆是的决策例子作为实验内容，直接挑战传统经济学的几个关键假设。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如今正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