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如洪：我的企业、会计学会、事务所岁月

编者按

原浙江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首席顾问、会计口述历史口述人陈如洪，于2026年9月7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本文系陈如洪在2013年接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的记录文稿。现予发布，以表深切缅怀。

原浙江会计师事务所所长、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首席顾问、会计口述历史口述人陈如洪，于2026年9月7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本文系陈如洪在2013年接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的记录文稿。现予发布，以表深切缅怀。并对原文明显的硬伤（如人数等数据）予以了修改。

陈如洪1934年生于浙江金华，1950年参加工作，工龄长达49年。他早年在金华百货站等从事财务工作近三十年，从出纳员、记账员做起，后任财务科科长、总会计师，1980年《浙江日报》头版头条曾以《又红又专的总会计师陈如洪》报道其事迹。1983年调任浙江省财政厅，后参与筹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并任第一任所长，同时担任浙江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十年，推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他带领事务所从六七人、一家客户起步，发展为拥有190余名员工、600多家客户的行业标杆，并培养出胡少先、王越豪等一批骨干，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篇口述中，他回顾了自己在企业、学会、事务所三段岁月，分享了“一盘一记一监督”的清查办法、加快资金周转的实践心得，以及“重视年轻人、重点培养年轻人、重用年轻人、重担让年轻人挑”的育人方针。字里行间，是一位会计实干家对事业的执着与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口述文稿虽曾经本人审定，但因记忆力等原因，也可能有错漏。在此，特别提醒读者注意。

陈如洪（1934—2026），男，浙江金华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第一任所长。曾在浙江金华百货公司、浙江省财政厅工作。现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首席顾问。

口述情况

时间：2013 年6月3 日下午

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陈如洪家中

陈如洪在口述

我的工龄很长，有49 年之久。我将自身和会计相关的经历大体浓缩成三块，分别是：在企业，将近30 年时间，比较长；在事务所，这是我比较得意的一段经历；在会计学会，我在浙江省会计学会担任了10 年副会长兼秘书长，那10年我做的事情主要是推动会计学术研究。

在企业的岁月

我是不具备特定学历的。我从机关业余高中毕业以后，又读了大专，拿了个作品分析专业的毕业证书，这也算正规教育经历。这个作品分析虽然跟会计没有关系，但对写作还是有帮助的。

要说到专业实践，我在1952年学过半年计划统计，当时我才十八九岁；再就是到事务所以后，1991年或1992年，曾和当时财政厅的处长一起到新加坡学过高级财务。

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才16 岁，到1998 年退休时是64 岁，工龄49年。工作的前32年，也就是从1950年到1982年，我在金华百货站和地区商业局工作，主要是在百货站，任职时间比较长的是百货站财务科科长。在百货站，我从基层做起，先后做过出纳员、明细账会计、总账会计、记账员，编制过会计报表，按季度、按年度做过财务分析。我的财务分析报告大多都会被上级“批发”，即转发给各地参考。1979年，我评上了三级会计师，同年被地委组织部任命为百货站的总会计师。1983年，我被浙江省财政厅评为会计师。

如果说正式从事会计，应该从1959年算起。之前我是计划科科长，1959 年改任计划财务科科长，主抓财务工作，负责向领导汇报会计核算，我的工作重点就慢慢转到财务这方面来了。其实，我最初不是自愿搞会计的，那时候做财务工作属于服从组织分配。

在从事财务工作的过程中，我有比较深的体会，我发表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如果企业要获取比较好的效益，就必须实现三通，即物流畅通、资金流畅通和信息流畅通。在我看来，企业光搞记账、算账、报账是不够的。关于这一点，我很佩服杨纪琬教授，他讲得很对，会计管理就是要让企业加强管理，没有管理，会计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要搞管理工作，建立制度是很重要的，建立制度，不是瞎编制度，而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百货公司其实应该叫“万货公司”，它商品多得很。那财产如何清查？应收应付款如何清理？制度有很多，但如果不建立、不坚持清查制度，就没有财会的基础。对我们来说资产部分主要是库存产品、应收账款，如果这些主要资产的数目不清不楚，资产丢失了，那就无从查找了。

“大跃进”时期搞过无账会计。1960年，金华地区的百货公司（实际上是站）、五金公司、化工原料公司、医药公司、土产公司、副食品公司、煤炭公司等8个公司合并为金华地区商业综合站，我所在的百货站只是其中的1％。当时我才26岁，喜欢打篮球，精力充沛。合并前我在百货站担任财务科科长，合并后我也担任科长，但合并以后原来各个公司的经理都降格为科长了，当时还有很多科长是没有职务的。我在百货站时的上级乔经理，合并后也成了科长。合并之初我干工作不顺利时，就会找他。合并时八大公司要清查家底。据我当时估计，八大公司经营的商品大概有15 000种，但具体的细节不清楚，最大的资产也不清楚，比较混乱。于是我组织了100多个人清查，安排3个人为一个清查小组，分别负责盘点、记录和监督。当时，乔经理说不需要监督，我说这个环节不能省掉，一定要有人监督。如果一个人说这里有5个商品，但实际上只有4个，那怎么行？所以要“一盘一记一监督”，虽然这是我规定的，但是做这个事情有困难，副经理不肯做，我就把总经理“推出去”。最后，清查结果显示，大约有5000多种产品的账户是不对的，15000种产品账户中有1/3是错的，很严重。其中，错误比较严重的是五金站和医药站，我一开始说他们两个站账错的是最严重的，他们还不服气，后来把事实摆出来，他们不得不服气，那两个站的经理感谢我说：“老陈，你帮我们把家底弄清楚了。”

会计核算我只做了一年，1961年，商业综合站被分立，我继续回到百货站当科长。

1974年后，财务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有一次，当我清理商品，查到在途商品时，发现有一批从齐齐哈尔来的商品没了。当时我们的在途商品是不记账的，只保留有一张盖了章的单子，我一看单子上的时间有一年多了。我调查以后发现，商品是一火车皮玩具，搁在齐齐哈尔火车站，被按照无主物资处理了。

在我看来，如果会计的基础工作搞不好，管理工作搞不好，会计核算怎么能正确呢？比如，发货，这个工作比较细，当时，我从开单、发货、包装到托运和运输，都要一一确定。因为当时要凭运单托收，原本完成每张单子需要耗时一个多月，后来对每张单子我都规定了时间——开了单当天就要把单子交仓库发货，第二天装箱包装，环环紧扣，缩短发货周期。这样把原本的一个多月缩短到七八天。而单子背后就是资金，这样操作后资金周转加快了。我统计了一下，一年大概可以节省三四万元钱。还有一项是有问题商品的处理工作，我是盯着这部分商品不放的。比如，二级站规定里提到的“蓄水池”，其中的一部分商品是常年积压的，大概占三分之一。这部分商品也是资金，把“死”的东西弄“活”以后，企业效益就大大提高了。所以，把“死”的资金变成“活”的资金，这是我们做生意一定要遵循的。因为这些，后来我受到了省里的表扬。

到1982年我离开的时候，百货公司的利润已经变成了一年500万元，当时其他企业的年利润大概就几十万元。地区商业局说，老陈你那里年利润500 万元了，这下你成老大了，百货公司就是老大。

我是全国商业系统第一批总会计师，当时这个级别的总会计师在金华就3个人。这很难说是因为我能力很强，但我的工作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1980 年5 月，《浙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过我，题目就是《又红又专的总会计师陈如洪》，占了一整个头版。但其实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出差在外，是我们单位的党支部准备、递交的材料。

中年陈如洪

1983年我被调到浙江省财政厅。当时我在永康做调查，调查刚结束就接到通知，通知我赶快回去，说省委组织部有人要找我谈话，我一头雾水地匆忙从外地赶回去，见到了省财政厅的吴歼厅长和省政府机关党委的一位书记，两个人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意不愿意到省里去。我说我不愿意，因为我老家在金华，子女都在那儿。吴厅长说，你孩子都大了，换个地方工作也是可以的。后来，他给我写了3次信，我就决定过去。1983年3月，我到了浙江省财政厅。

后来，我听说了这件事的情况：当时厅里要招一些会计师，主管部门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时，有两位教授推荐了我——一位是徐新元，另一位是王道振。到财政厅后，省委组织部公布我的职务是科研室主任。在财政厅待了差不多一个月，9月份我就到了会计顾问处，协助筹建事务所，但是名义上我依旧是科研室主任。

在学会的岁月

我在浙江省会计学会干过10年。当时，财政厅厅长本人是学会的会长，我到会计顾问处后，他让我一定要把学会管起来，我就担任了浙江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会的本职功能是推动学术研究。我跟教授们比较熟悉，经常邀请他们来讲课，比如1992年时，搞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讲座，邀请了杨纪琬、余绪缨、徐政旦等教授来讲课，我自己也讲了一课，参加对象是省级机关、杭州市各单位的会计师、财务科长，总共500位。那时候刚开始搞中外合资企业，我讲了资产评估问题，我围绕“为什么要搞资产评估”“怎么样来搞资产评估”“资产评估要注意什么问题”来讲，后来大家反馈说这个内容新又比较让人感兴趣，普遍反映我讲得不错。

我参加过两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第二次会后杨纪琬来杭州作报告，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吃饭当中我请教他说：“杨司长，我们事务所能不能做广告？我想做广告，通过在电视台点播电视剧来提高名气。”杨司长刚开始没讲话，后来他讲了几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一直按照他的意见来做事。他说，这件事要慎重，不过美国的汽车上我看到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名称。但是老陈，你还是要把这个队伍弄好，把规矩做好。

我在学会除了请教授来上课以外，还负责给浙江省各级论文评奖，推动开展学术研究。比如，胡少先的《正确处理八大关系，促进事业协调发展》一文，既获得了我们浙江省会计学会的一等奖，后来也获得了中国会计学会的一等奖。

学会主办的杂志是《浙江财税与会计》，浙江省财政厅长任编委会主任，我是编委会副主任，杂志的名称是我请当时的省委书记薛驹题写的，办杂志的方针则是我写的——理论联系实际、服务基层、从实际出发。当时全省的投稿单位既有学校，还有各个大型的矿产企业。

当时学会没有钱，我到财政厅预算处、行政事业管理处要钱，他们也不给。但没有物质基础很难做成事情，于是我就去“赚钱”了：一方面，我扩大了刊物范围；另一方面，开设会计师事务所、浙华职业会计学校和一家专做财务用品生意的会计服务公司。通过这些活动得到的收益后来被用到评比等活动中。

事务所岁月

在学会工作时期，我还在负责筹备会计师事务所。在事务所有两个专门的房间——一间是我的办公室，另一间是会议室。教授们因为学会开常务理事会的原因经常会到会议室来。我不用天天到学会去，他们可以到事务所来，工作比较便利。

我自己比较得意的，是在事务所工作的这段岁月。在我看来，注册会计师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产物。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是由浙江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而来，我把它的发展大体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筹建和摸索阶段，从1984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二个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脱钩改制完成，开始成熟和飞跃；第三个阶段是大发展阶段，即1998、1999年脱钩改制以后。脱钩改制时我已经把事情交给我的接班人了，具体来说就是胡少先他们。

（天健会计所三十周年纪念册 图）

实话说，我名义上是书记、所长，但其实只是一个铺路工、浇花工。当时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事务所建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单位。没有凝聚力的单位，工作是搞不好的。我刚过去当所长的时候，总听到有员工不安心在事务所干，一些年轻干部想要回到厅里去，老年人则觉得待遇太差。凝聚不牢，怎么办呢？

我觉得自己有个优点：能够用人、团结人，也能够爱护人才、珍惜人才。我先解决的是人才问题。第一步是网罗社会上一批有名望的老会计，比如杭州炼油厂的总会计师尹锡章、机械厂的陈林焕和懂外语的高荫蔼。这些老同志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的才能给他们分配工作。比如，返聘尹锡章当副所长，虽然没有编制，但是都是由财政厅下文件任命。我给领导做工作说，事务所情况不一样，我当所长，我有编制，人家来了，让他做工作却没有相应的位置，这不合理，有位置，才能发挥他的积极性。

第二步是大力培养新人，在这上面我花了很大力气。任何事业归根结底是年轻人的事业，一定要由年轻人来接班。20世纪90年代后期，老同志们逐步退下来，有的被安排作为首席会计师和稽核专员，年轻人担起了部门主任、副主任的担子。我着力培养年轻人，这一点是我本人比较得意的，当时培养的那些年轻人现在有一部分已经是合伙人了，还有的是副主任会计师，比如胡少先董事长、王越豪总裁，还有杨纪琬先生推荐来的北大研究生吕苏阳、郑启华、陈翔、王国海，还有两位女将——陈曙和傅芳芳。

为了培养他们，我让他们平时每个人都注意收集自己的论文并交给编辑部，我负责联系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书，出的第一本是《注册会计师探索与实践》；过了几年以后，他们水平提高了、实践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出了第二本书《注册会计师业务研究》。除此之外，还编译了一些书，比如《年度会计报表实务—审计报告》《股份制改组与上市公司审计》《香港执业会计师手册》《最新国际会计准则》，这些都是学术水平较高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专著。据我们统计，当时写的研究类文章在《会计研究》《中国证券报》《中国注册会计师》等刊物上发表的有200多篇。

人才从哪里来？第一个渠道是和高校联合办学，吸纳优秀学生。当时我们和浙江财院、浙江工商大学联合办学，每年发几万元钱奖金给学生，把好学生吸引过来。当时厅里对招人名额管得比较紧，每年只有几个名额。因为人手实在不够，我专门和厅长商量了，1996年招了19个人，这19个人后来都成了所里的骨干。第二个渠道是在社会上挖掘人才。当年通过社会招聘招收了40多人，他们学历不一定高，但是都很能干，一进来就能马上工作。当时有一位会计学博士叫任咏恒，他在浙江工商大学教书，自己愿意来，但是校长不肯让他走，我就一次又一次去，校长看我很有诚心，就让我征求一下他个人意见，我实际上早就征求过了，最后把他挖了过来。第三个渠道是把人才送到中国香港或国外学习，这也是最费力的，当时的年轻人，比如胡少先、郑启华、王越豪、傅芳芳、陈曙都到中国香港的事务所学习过。还有部分人去了英国学习，这在当时的国内事务所里是一马当先的事情，也是我自己觉得比较骄傲的。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果是专业出身当然是最好的，但是，非专业出身的人只要自己肯钻研，脑子比较灵光，同样会有所作为。比如，葛徐，他是冶金工业研究生毕业，原来是不懂会计的，但他特别聪明，一次就考出了注册会计师证书；他英语也非常好，翻译速度快，我当时到美国、英国都是他来当翻译。

胡少先（左一）、陈如洪（中）与郑启华（右一）

解决了人才问题后，还有一个问题——领导问题。经过改组后，事务所的领导班子年轻化，除了我年纪比较大，其他人都是30 出头。据群众反映，那个领导班子的成员还是有人格魅力的。当时的书记、所长，当时任副所长的胡少先还有我，我们4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比较团结。

我把领导作风概括成64个字：目标明确、思路清晰、站得高点、想得远点、多动脑子、出好点子、分工合作、和谐共事、调兵遣将、用其所长、敢作敢为、勇于负责、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对于年轻人我还是比较爱护的。针对年轻人的培养我提出过四句话：“重视年轻人，重点培养年轻人，重用年轻人，重担让年轻人挑。”这“四重方针”直到现在仍在被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立规矩，这是杨纪琬老师讲的。我曾经受过一个教训，当年兰溪一家上市公司增资3000万元，我们在出报告时对这个事项没有披露，证监会有意见，证监会讨论好怎么处理后，由刘鸿儒签署了对浙江会计师事务所的警告处分决定。这个处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开始重视立规矩，强调按照规矩做事。我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执业的时候，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很危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事务所曾经制定过《会计报表审计操作规范》《验资操作规范》《股份制前三年经营业绩审计操作规范》等制度，这些操作规范都是胡少先、陈林焕等人集中一段时间在宾馆里自己做出来的，之后一年修订一次，逐步完善，也更重视严格地稽核。从这件事我体会到：好经验是宝贵的，但失误的教训同时也是宝贵的财富。好比一个人摔跤了，摔跤是不好的，但是吸取这个教训以后，坏事能变好事。这是当时注协的秘书长跟我讲的，他说，这次风波后你们对于操作规范、质量问题非常重视，坏事变好事了。

之后，随着人员的增加，我们大力发展客户。事务所要养那么多人就要赚钱，开始时员工就六七个人，客户就“西藤”一家。我离开的时候，员工已经有170多人，其中70多位是注册会计师，31位有证券审计资格，24位有高级职称， 21位有硕士学历，2 位有博士学历。客户也已经发展到600 多家，而且有上市公司。

一开始事务所是没有收入的，要花钱时就到财政厅讨点钞票。当时事务所搬资料需要买个三轮车，都要去财政厅讨钱。后来，事务所每年收入从几千元增长到几万元，到我走的时候年收入已经有近4000万元了，也有了几辆小轿车。在这个过程中，还成立了一家资产评估公司，是1990年由财政厅批准设立的。，最早是叫浙江资产评估中心，由我当中心主任，后来按照我的意见改成了公司，设有总经理，公司规模逐步扩大；还办了一家浙台港会计咨询公司，我当董事长，总经理是胡少先。在浙江开会计咨询公司，这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我觉得现在的天健处于我前面说过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大发展时期，已经开创出一个新的天地。从收入来看，胡少先跟我讲年收入已经有10亿元以上了，这在当时我想都不敢想。而且它是一家总部不是设在北京、上海而是设在杭州的会计师事务所。它没有同外企合资，而是中华民族的会计师事务所。所里每年开会我还去的，因为我还是所里首席顾问，所里颁发了一份聘书给我。

手持聘书的陈如洪

我是1934年生的，今年虚岁80了，我们是讲虚岁的。我对天健是看好的，现在这把年纪了，还是他们的首席顾问，心里还是蛮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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