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出现范式转换，由过去的“高债务与低利率组合”转入“高债务与高利率并存”的全新格局：债务规模持续走高，付息负担急剧攀升，债券投资者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财政与政治摩擦加剧，形成财政—金融恶性循环。发达国家债务发展态势取决于利率、经济增长、政治抉择三者博弈，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其外溢影响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新挑战。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应警惕发达国家债务的外溢影响。
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呈现新特征
在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发达国家债务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点从传统的“债务能否偿还”转向“付息是否可持续”这一更为现实的约束。
从规模看，债务规模已达历史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6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达93.9%；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108%，仍是全球债务存量的主体；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分别为123.9%、206.5%和87.1%。2026年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123%，为二战后最高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2026年主权债券发行规模预计达1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球债务呈普增态势，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显示，2025年底全球债务总额攀升至创纪录的348万亿美元，一年内激增近29万亿美元。
从付息看，政府利息负担全面攀升。OECD《全球债务报告2026》显示，2025年38个成员国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合计突破2万亿美元，占成员国合计GDP比重达3.3%，连续两年维持在3%以上；2024年，成员国政府利息支出总额在整体层面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等主要政府支出领域。这一结论最早出自《全球债务报告2025》，2026年版报告再次印证高付息压力。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2026年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预计为1万亿美元，占GDP的3.3%；2036年将升至2.1万亿美元，占GDP的4.6%。英国2025—2026财年债务利息支出约1090亿英镑，占公共支出的8%，达到近50年来的高位。七国集团成员国10年期基准国债平均收益率已升至约4%，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从投资者结构看，传统长期债券投资者退场。养老金制度改革使得长期配置型投资者占比逐步收缩，对冲基金等短期交易型投资者成为重要接盘方，债券市场对财政纪律、政治扰动的敏感度显著提升。美债市场投资者结构变迁极具代表性：英国《金融时报》2026年9月11日报道，19年前76%的美国国债由央行等价格非敏感型机构持有，如今这一比例降至43%，家庭、基金等市场化投资者成为持有主体，债务供给扩张直接推高收益率要求，利率与债务供给之间形成加速反馈关系。2026年9月10日，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5.35%，为2007年以来最高。OECD指出，随着央行缩表，债券市场对价格敏感型投资者的依赖上升，这一转变将加大市场波动，并可能向公司债市场传导。
从风险溢价看，政治风险被纳入主权债定价模型。市场对政治机构履约能力的定价，成为主权债风险溢价的组成部分。相较而言，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给美国解决公共债务问题带来特殊缓冲，欧洲国家则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稳定本国融资条件。据安联研究测算，自2022年欧洲央行结束量化宽松政策以来，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等五国因政治脆弱性而累积形成的额外利息成本约为980亿欧元，相当于其年度付息规模的3%以上，其中英、意各约410亿欧元，占比最高。政治扰动与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欧洲已显现：英国受财政约束影响，首相频繁更换，2022年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债市剧烈动荡，市场危机成为时任首相利兹·特拉斯下台的重要导火索；2024年7月议会选举以来，法国已多次更换总理，财政压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发达国家公共债务面临新挑战
一是陷入财政—金融恶性循环。发达国家政府巨额利息支出严重侵蚀其财政空间，不仅制约其通过财税政策刺激经济、做大税基增加税收的能力，还将倒逼政府扩大新债发行，进而推高债务总规模。投资者因此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这进一步抬升政府付息成本，金融市场基准利率随之提升，进而加剧金融系统脆弱性。打破财政—金融恶性循环有三个选择，即降低利率、提高经济增速、实施财政紧缩。然而，财政增收或节支均非易事。当前地缘政治影响、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因素推高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保持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是央行首选；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各有各的难处；发达国家的选举制度使得财政紧缩政策面临强大政治阻力。
二是人工智能（AI）投资债务化放大风险。人工智能巨额债务化融资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突出风险点。国际清算银行（BIS）总经理德科斯指出，AI快速崛起正在引发新的金融稳定风险，行业预测全球AI投资规模将从当前约5000亿美元增至2030年最高4万亿美元。德科斯将AI投资与历史上的铁路扩张时代和互联网泡沫相类比，认为技术趋势真实，但资本形成过程出现过度的债务化与估值前置、大量资金不透明且相互关联，易形成金融脆弱性。特别是私人部门大规模举债押注AI技术，一旦技术回报不及预期，私人信贷市场出现损失，风险将向银行、债券市场扩散，最终通过救助、税收渠道传导至政府资产负债表。根据美国银行2026年8月《全球基金经理调查》，38%的受访机构投资者将AI超大规模云厂商资本开支视为最可能触发系统性信用事件的源头，远超4月的17%。
三是公共债务风险呈现多维跨境溢出态势。其一，利率渠道。日本长期充当全球低利率之锚。在日本央行加息叠加财政扩张的共同作用下，2026年9月1日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突破3%，为1996年9月以来首次；30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4.18%，创历史新高。市场担忧日本资本回流本土，抬升全球其他经济体融资成本。其二，定价基准渠道。美债收益率是全球资产定价基石。美债收益率上行抬升全球贴现率，压制风险资产估值，同时推高各国主权发债成本。2026年9月15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04%，为2007年以来最高。其三，情绪传染渠道。单一发达国家的财政风险会快速向基本面相似的国家扩散，引发羊群效应。跨境资本大进大出，进而成为风险传导的主要载体。
我国面临的风险敞口与应对路径
当前全球债务风险源头主要集中于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其溢出效应给我国带来诸多风险敞口。一是外汇储备资产配置敞口。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11.79万亿美元；2026年8月末外汇储备规模达3.44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大陆投资者持有美债6334亿美元。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与估值波动将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资产价值。二是跨境资本流动敞口。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放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2026年9月，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扩大至3.17个百分点，为彭博社2002年有统计以来最高纪录。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5年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8201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为2608亿美元。在中美长端利差深度倒挂背景下，外资持有的境内证券类资产将构成跨境资本波动的主要敞口。三是全球有效需求敞口。发达经济体持续攀升的债务付息成本大幅挤占财政可支配空间，多数国家被迫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全球总需求复苏动能持续走弱。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率将由2025年的4.6%放缓至1.9%，贸易扩张明显失速。外需疲软直接对我国货物出口形成压制，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四是全球债务治理规则参与敞口。当前全球债务治理体系与债务重组规则仍由西方多边机构主导，现有规则框架明显偏向发达国家利益。随着我国海外债权规模持续扩大，对外投融资、跨境信贷、主权债权布局稳步推进，我国在全球债务治理中的利益诉求与规则话语权不匹配的问题日益凸显。
针对上述风险敞口，我国应坚持内外统筹、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全力筑牢外部风险防线。一是优化储备资产经营管理。密切监测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与估值波动，动态调整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合理管控利率与估值风险，提升储备资产配置的安全性与流动性，维护我国对外资产安全。二是健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控体系。拓展金融监测边界，增加主权债务重定价、私人信贷收缩等压力测试情景，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防范资金大进大出带来的冲击；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与主要国家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领域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与安全。三是内外联动对冲外需走弱压力。对内，实施好存量宏观政策，适时推出增量政策，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以国内大循环的确定性对冲外需的不确定性；对外，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基本盘，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推动外贸稳中提质，减轻外需疲软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拖累。四是着力提升全球债务治理话语权。可借助2027年中国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契机，将二十国集团债务治理主张与金砖财金渠道议题结合，推动全球债务规则制定，更好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扩大熊猫债发行规模，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以人民币融资成本优势为全球提供流动性支持，为完善全球债务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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